00后是否还是“温和而焦虑”的年轻人？

2020年的钟声敲响，00后一代中，有人迎来了自己的20岁。

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三代，即便尚未踏入社会，他们已经被认为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体最富裕的一代人，不远的将来，他们也将成为中国社会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。

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看来，他们这一代人可能，温和，自负，或许仍有焦虑，但他们的身上好像唯独没有父辈年轻时惯有的忧伤——过去，代际创伤曾经在他们之前的几代人身上体现明显，但现在，一群不一样的年轻人正在走来。

“实现感不足”的中产

如果把即将在10年内整体踏入社会的00后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富裕的一代，这一结论应该是成立的，即便现在他们还没有真正拥有财富。

北大中文系张颐武教授认为，00后一代会是中国中产阶层的一支庞大的后备军。这首先源于，在过去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的近二十年中，伴随房地产的货币化，他们的父辈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。

家庭财富的积累，让00后成为经济发展间接的受益人。在中国家庭财富积累期间，没有房产税和遗产税，短期内这两大税种的推出仍需要时间，这使得00后一代不同于西方社会，他们没有折扣地继承了父辈乃至祖辈的财富。

在此之前，60后、70后作为中产阶层尚处于起步的阶段，依然有大批的农村人口或是体力劳动者，尚没有步入中产的状态，但伴随着几代家庭的脱贫，等到00后在未来10年踏入中产的阵营的时候，中国开始形成所谓的纺锤形社会结构，中产阶层的规模变得前所未有的庞大，现在，这样的形态正在清晰化。

张颐武认为，尽管这是生活相对优越的一批人，但他们的焦虑可能不可避免。他们必须面对的情况是，高等教育的回报溢价消失了，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提高了，还有一批拥有特殊技能的财富新贵(如演员、网红)甚至是富二代的崛起，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冲击。

一方面，他们因为相对的富裕而敢于过一种不一样的人生，例如更加“任性”的职业选择，但另一方面，他们也不得不面对外界不断的刺激。事实上，财产的继承是相对微薄的，这让现实生活和自我的期许形成了差距，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泛化，让这样的问题更为普遍。在中产阶层的生活得到基本的满足之后，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层面，再往上提升的难度开始加大。例如，事业上的成功、创造力的展开等，他们希望实现更高的目标，但这似乎并不那么简单。

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带来这一代人实现感的不足。

内卷化

和“富裕”同样重要的一个标签，是00后成长所处的互联网环境。如果说90后是互联网的第一代原住民，作为第二代原住民的00后，在受到互联网的影响上，远远超越了他们的前人。

最大一批00后出生的时候，是中国互联网开始高速成长的时期，他们从一出生就浸淫在互联网的环境中。移动互联网兴起之后，中国兴起了诸多新型互联网的形态，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。从某种程度上，互联网塑造了他们的行为方式，乃至培育了他们的品格。

新型的互联网形态和“古典时代”的互联网有所不同。如果将微博定义为“古典时代”的互联网形态，那么它的特点依然是集中式的、灌输式的，但新型互联网形态是分散式的、定制式的，同时它的呈现方式更富于感官的刺激：短视频创造的瞬间的视觉和心灵的冲击，直播创造的氛围化的现场，这和原来仅仅依靠文字的初生代互联网很不一样。

张颐武认为，第二代中国互联网的原住民，在具备一定财富的前提之下，又亲身经历了中国新型互联网的发展，这共同造就了新一代年轻人日益“内卷化”的性格特点。

“内卷化”一词(involution)，滥觞于哲学家康德，随后学者亚历山大·戈登怀瑟(Alexander Goldenweiser)借用该概念描述“一种内部不断精细化的文化现象”。1963年，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·格尔茨(CliffordGeertz)在其《农业的内卷化(agricultural involution)：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》一书中借用了“内卷化”的概念，即“一个既有的形态，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的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了刚性”，以刻画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“由于农业无法向外延扩展，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”的过程。

中国高度发达的互联网生态系统，给了两代互联网原住民提供一个完美的生活空间。几乎一切社会活动均可以在网络空间里发生和实现。

新型互联网平台让基于网络的社会关系进一步扁平化，甚至线上消费都在进一步促成这样的扁平化：拼多多在三线以下城市乃至农村的普及，让小镇青年享受着和大城市的年轻人一样的消费体验。抖音、快手这样的平台，甚至使得小镇青年也会通过个人的秀场来引导市场，而李佳琦的一场视频直播，能够让所有热爱口红的女孩们共同亲临一支口红试色的现场。

当消费市场足够庞大，年轻人可以创造一个又一个文化圈层，甚至，他们不再需要外来的精神偶像，让他们愿意付出大量金钱和精力的偶像，均将由本土来生产。

他们同时借由互联网找到了个人情感和价值的归属。例如“饭圈”文化，就在于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社交形态，“圈”提供了一种文化的想象，创造了一种同代人之间的联系，年轻人通过各自的圈找到自身的认同感。

这种饭圈文化可以很强烈，以至超出了一般的想象，例如对于偶像的运作，00后(或者可以早至95后)可以以很强的经济能力去付诸实践。这样的行为也拉开了他们和上一代人的距离。

张颐武认为，年轻人“内部”建立的这种联系，实际上已经让他们和上一代已经不再有什么联系。新的文化形态同时影响了他们的性格，和上一代人相比，他们也显得更加地感性。

不再忧伤

有意思的是，这可能是一群失落、焦虑、感性，但却并不那么“忧伤”的年轻人。

中国的代际创伤比其他文化要更普遍一些，这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系，历史创伤导致了代际创伤，这在上几辈人的身上有着明显的表现。

张颐武认为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，因家庭财富积累而富裕起来的00后年轻人，同时也是互联网第二代原住民，他们见证并享受了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、低成本的服务以及互联网发展带来的种种红利，这种红利带来的舒适度，不亚于甚至超越了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体验，这些因素给他们带来了身份的自信、文化的自信和对国家的认同，同时，也带来了他们“实现感不足”却颇为温和的人生态度。

基于这样的一份认同，在70后和80后身上存在的“对西方的想象”在这里没有市场。

中国的新青年和新少年们，缺少亦或是无意于前人那样的忧伤——那种因东西方的差距以及自身无以施力带来的无奈和感慨。相反，他们带着生来的自负亦或是自信，他们也创造了一个新的“感觉空间”。上一代人的忧伤，反而成为和他们难以取得沟通的一个方面。

张颐武认为，踏入社会的新青年们诚然也有自己的不快，但却不是依靠感伤的路径来表达：有时候，它可能表现为“发泄”，例如，“饭圈”之间的泄愤行为和言论。

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是，令二者感到不悦的对象是有所不同的，令上一辈人感觉压抑的对象恰是下一代人生存的根基。张颐武认为，惯于感伤的70后或是80后，其本质更应该归结为产自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的观念。若以这一“类似自由主义的想象”来考察当下的中国的青年群体，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失望。

也因此，很难将这群新青年定义为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。事实上，他们的温和面目，未必是基于精致的利己，而是基于对现实社会基本的认同。

张颐武认为，对中国最年轻的这一代来说，他们的确不再如前辈那样忧伤——一种更可能的情况是，他们会通过肖战这样的时下偶像来寻找认同和归属，并以此获得和中国的连接。

自信、自负、开放

内卷化以及温和的生活态度，并不能说明，00后们的眼界即是狭隘的。事实上，他们中的很多人，从很小就开始具备了一定的国际视野。

新东方在2018年发布的《中国留学白皮书》勾勒了一副中国留学生的“画像”。白皮书显示，低龄化、目标多元化成为了趋势。在“留学意向产生时间分布—学生/家长”的统计中，家长对于小学阶段留学的意向已经达到了27%，中学阶段为29%，高中阶段为24%。

今年3月，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度国内出国留学人员情况统计显示，2018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6.21万人。出国留学人群更多地从中高等收入家庭拓展到中等收入家庭，也让自费留学人数占比逐渐增多。

在留学之外，00后也因家庭财力的支持拥有了比前人更早的跨国游历的经验，而这些恰给他们带来了身份和文化上的自信甚至是自负。

和二十年前走出国门的那一代人不同，新一代年轻人对于本国的依赖度正变得前所未有地高。甚至可以说，无论如何出走，他们可能已经注定离不开这片出生和成长的土地。

他们深度享受着中国在基础设施、消费、服务诸方面的便利，同时他们的生活已经与本国的新经济形态牢固绑定：他们既离不开微信，也离不开支付宝，甚至，离不开中国的某一个视频网站会员账户——因为大量的视频版权无法外溢，为了追一部作品，他们可能需要从外网再次“翻”回来。

正因为如此，这种被张颐武称为“高度的内卷”的性格特点并不妨碍他们在另一个层面上的“开放”。他们依然可以使用Twitter，可以使用Instagram。与此同时，本身高度内卷的中国经济和文化，也在试图外溢。

00后们有一天会突然发觉，一方面，中国经济的某些维度与全球高度地接轨和融合，但另一方面，中国创造出的一切，从经济底层到文化形态，又与外界形成了两条平行的路线。对他们来说，需要在这样的世界中调整自身认知的方向。